麦田记得他曾经活过 :纪念梵高去世125周年

 

图片 1位于法国奥维尔的麦田。凡·高曾在这里画下了他最后的作品。也是在这里,他以手枪自尽。
图片 2纽南至埃因霍温之间有一段《星夜》的骑车道。
图片 31889年,凡·高画下了圣雷米疗养院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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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去世125周年之际,他所生活和工作过的三个国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将联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


第九节

说来真巧,从7月8日开始,到8月8日为止,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将《艺术的力量》凡·高部分翻译完了,不到三万字。随着一个个兰亭字体的字词在屏幕上闪现,艺术君也被
Simon
Shama文字的力量越带越深,尤其被凡·高感情和作品的力量越带越深。翻译的过程因此变成向导,引导我去探索、讲述凡·高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在其次,我自己变成了幸运儿,每天都可以第一个听到。然后被故事领着去探索画家盘根错节的作品、简单的灵魂、纯粹的生命。同时再次体会:生命的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在于厚度,不在于长度。

通过海量的绘画、素描和书信,文森特·凡·高的37年生命历程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他去世125周年之际,他所生活和工作过的三个国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将联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

对于大伯的到来,往好了说,约翰娜·凡·高也是喜忧参半。所以,当凡·高五月17日出现在门前时,她又惊又喜:“我原以为会看到一个病人,但面前站着一个肩膀宽厚的强健男人,脸色健康、红润,笑容可掬,模样刚毅。”这两天,凡·高沉浸在家的温暖中,欣喜地望着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他表示抗议)的小男孩儿。然后他开始逐个登门拜访,并(可能不太合适地)爱上了象征主义画家夏凡纳【1】的作品,然后去看望了唐吉老爹,后者还存放着他的画作。但是巴黎的喧闹令他不适,当有人告诉他。别人把他和塞尚和劳特累克相提并论,他马上开始担心:自己可能被误解了,而且曝光太多!

▶ 第一节

从他出生的荷兰小镇,上学的小城,虔敬布道的比利时矿区,绘出第一幅杰作的荷兰乡间,一直到法国的城市和乡村,凡·高的艺术创作终于无法遏制地喷涌而出——而他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尽头。短短的37个年头,他炙热而孤独的脚步曾经踏足过欧洲西北部的这一小片土地,而这片土地也将永远忆念这个真挚而伟大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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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5月,是他生命最后的春天。对于文森特·凡·高来说,一切似乎都在走上正轨。人们不再忽视他。他与自己喜爱的画家互致敬意,对方也提出愿意与他交换作品。在布鲁塞尔,他的画可以放在塞尚、雷诺阿和图鲁斯-劳特累克旁边,一起展示。其中由他完成于1888年的《红色葡萄园》,还卖了400法郎。在巴黎,他的十幅画已经在“独立沙龙”【译注1】中展出。《法兰西信使》【译注2】中,年轻的评论家阿尔伯特·奥里埃(Albert
Aurier)将凡·高吹上了天,称他的画作产于“发光的水晶之墙”。就算是凡·高,这么夸奖也有点过了。

“我记得每一条小径”

《加歇医生》

在巴黎西北20英里的奥维尔小城,凡·高像恶魔附身一样努力工作,每天都会匆忙完成一幅画,有时还是两幅。他从未这么有效率,这么有创造力,这么勇敢。奥维尔完成的这70多幅画,用狂乱的线条和色彩,表达出情感在自然中的深切体验,从此彻底改变了绘画。凡·高觉得,其中的力量要将他席卷而走。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精神上的风暴几乎还要吞没他,现在却奇迹般转变为创作的力量;在他此前接受治疗的普罗旺斯疗养院中,医生们声称:他已经痊愈。“似乎噩梦已经完全消散,”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其他朋友过去亲见他陷于自我毁灭,现在也放下心来,为他高兴。看过他的一幅作品后,常常吝于表示称赞的高更,现在也兴奋不已:“虽然你的病还没好,但你过去从未有过如此平衡、和谐的作品。一幅真正的艺术品,其中应有的全部情感、全部内在的热情,这幅画中一点都不缺。”

文森特·凡·高的杰作而今散落世界各地,而凡·高的根毋庸置疑在布拉邦特(Brabant),作为荷兰南部最大的省,艺术家出生并成长于此。正是在布拉邦特乡间,大器晚成的文森特开始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成为一个艺术家,起初他选择了当地的农民作为绘画主题。他出生于小镇松丹特(Zundert),13岁进城读书在蒂尔堡(Tilburg)上了第一节艺术课,28岁的凡·高在宗教生涯结束后选定了艺术的道路,他回到父母居住的小镇埃顿(Etten)磨炼技法,而在小镇纽南(Nuenen)他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农民绘画家,创作出了早期的杰作《吃土豆的人》。布拉邦特在凡·高的人生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在1885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荷兰,但在艺术家晚期饱受精神病痛的时候,家乡的风土依然时时出现在他的笔端,进入他的梦中。“在病痛中,我再次看到松丹特家中的每一个房间,花园中的每一条小径。”1889年,他从法国阿尔(Arles)寄给提奥的信中这样写道。

看起来,奥弗村正是凡·高需要的一味药,能够缓解他加诸自身的焦虑。五月21日,凡·高搬进了村子中心拉乌咖啡(Café
Ravoux)的房间。他的心情立刻转好,浑身充满创造力,周围轻柔起伏的麦田让他欣喜,身边还有加歇的陪伴,不过不太喜欢必须他家的餐饭,因为有五道菜,还必须耐着性子挺到结束。令他高兴的还有:医生实际上也同样受忧郁症折磨,虽然他本应治疗这种病;所以凡·高画了一幅正深受病痛控制的医生肖像。凡·高明显感受到兄弟般的情谊,并在画中表现出来。医生手扶着头,有凡·高同样的红头发,同样哀伤和沉郁的眼神看着远方。画中的一切,包括飞燕草,都泛着蓝色。凡·高知道怎么表现这样的画,凡·高真正欣赏的也是这种画!

平衡,这正是凡·高缺少的东西。他像个癫痫病人一样那么两极化,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暗自神伤。他自己也写过:有时候,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表达出自己的悲哀和极度的孤独”。但一投入工作,他的忧郁就像晨雾一般迅速消散。在给母亲和妹妹薇儿(Wil,全名
Wilhelmina,威廉敏娜)的信中,他说自己完全“沉迷于那片广袤的平原中:麦田一直延伸到山边,像大海一样辽阔,柔和的黄色,柔和的淡绿色,柔和的紫色,来自耕过和除过草的地块……一切都在融合了蓝色、白色、粉色和紫罗兰色等各种柔和色调的天空下。我的心态几乎太过冷静了,但也正是描绘此种风景需要的心态。

作为凡·高的诞生地,北布拉邦特博物馆早在今年年初就开始举行纪念展览。1月24日至4月26日,展览“《吃土豆的人》故乡的设计”邀请到85位出自布拉邦特的当代设计师,他们的作品由凡·高绘画为灵感。因此,也带有凡·高这一时期作品的特质:简洁、乡土和自然。2月21日至5月17日的展览“霍克尼、毕加索、汤格力及其他”将聚焦于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他的作品同样展现出明显的凡·高影响。今年秋天的时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租借作品和自己的馆藏作品,推出“凡·高在哪里?”,这个展览关注凡·高的视觉语言在当代艺术领域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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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后,凡·高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当时,一切似乎早有定数。他在1890年最后完成的令人不安的作品:《雷雨云下的麦田》、《树根与树干》和《麦田上的乌鸦》,格式都不同寻常,它们有三英尺宽,两个正方形构成。后人将它们解读为凡·高的自杀笔记,表达出对自己事业失败的绝望。但这全是事后解读,将它们理解为“求救的呼喊”,似乎是某个嗑药过多的高中生的痛苦诗篇,这都纯属感情用事。乌鸦从发光的麦田上充满恶意地飞过,天空黑暗阴沉——呯,他死了。没错,凡·高的画看起来,确实充满张力和危险。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从未寄出,他在信中提到,自己的作品确实危及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不等于说:他自杀的绝望源于艺术上的失败;他想要改变自己最重视的两种绘画类型——风景和肖像,也知道自己失败了。促使凡·高在1890年7月27日扣动扳机的,不管是什么,可能都与他的绘画无关。当然,他的画让他的自戕更令世人痛苦,而没有减少毫分。因为凡·高杀死自己的时刻,正是他想要从作品中获得的一切达到最圆满、最为成功的时刻。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凡·高出生于布拉邦特省的小镇松丹特。确切地说,这个文森特并非新教牧师提奥多鲁斯·凡·高和安娜·科尼莉亚(Anna
Carbentus)的第一个孩子。在一年之前,曾经有另一个孩子胎死腹中,文森特原本是为那一个孩子所起的名字。所幸的是,一年之后的文森特顺利出生了,随之而后,凡·高家又诞生了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分别是安娜、提奥、威尔、莱斯和科尔。

《钢琴边的玛格丽特》

译注1:Salon des Indépendants –
独立沙龙,1884年开始在巴黎举办的年度展览。展示过重要的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

而今,在松丹特凡·高故居附近的教堂墓地里,依然可以看到艺术家夭折的哥哥、另一个文森特·凡·高的墓碑。凡·高当年出生的房屋已经于1903年被拆毁,而今的故居是在原址上进行重建的。在故居门外的广场上,有雕塑家Ossip
Zadkine创造的表达文森特和提奥兄弟之爱的雕塑。在2015年,故居将会举办艺术家驻留项目,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位艺术家待在凡·高出生并成长的地方进行创作。

当然不全是一帆风顺。虽然凡·高也画了一些惊人的肖像画,包括加歇医生的一个女儿——钢琴边的玛格丽特,她的裙子是从颜料管里直接挤出来的锌白色,像稠密的翅膀,平铺在画布上,有意做出摇晃、下坠的效果,似乎能发出沉重而响亮的声音。但这里只不过又是一个太过狭小的家庭,无法容纳凡·高日渐增长的激情。他的坏脾气偶尔会发作,也不再出席五道菜的餐饭。他甚至开始怀疑:加歇去巴黎,是要打算抛弃他。

译注2: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的报纸。创办于1672年,原名为《文雅信使》(Mercure
Galant),1724年更名为《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

11岁的时候,文森特从松丹特乡村小学转到泽芬贝亨(Zevenbergen)的寄宿学校就读,13岁时,又来到蒂尔堡读中学。据说,当时的他很喜欢画画,但并未展现出特别的天赋。他的功课不错,特别是在语言方面。1867-1868学年,他因某些原因辍学,自此以后便结束了校园生涯。

但这些裂痕没有停下他创作的脚步,夏天让瓦兹河谷热了起来,小麦开始成熟。凡·高也着手创作一系列新格式的画作:拉长的双正方形,40英寸长,20英寸宽。这样的“宽荧幕格式”可能很适合传统的手法,有高高的视角和深远的透视,自然可以用全景式处理,就像从火车车窗向外看去一般。如果连续挂在一起,就可以视为环绕式的装饰,就像夏凡纳的长条壁画,凡·高曾对它们充满喜爱。但在现实中,凡·高笔下拉长的场景,既不是轻涂淡抹的伪文艺复兴式壁画,没有模仿夏凡纳的拟古主义,更不是火车上看到的全景画,虽然当时市场上有这个需求。相反,在凡·高笔下,自然的封闭感让人完全浸入其间:他选择提升视角,让人感到气贯心肺,平凡单调因此被扼杀,虽然他在生活中并没有做到。

▶ 第二节

凡·高当年上第一堂绘画课的教室至今依旧保留着,已经成为了蒂尔堡市立博物馆一部分。1866年,13岁的凡·高正是在这里接受了艺术的启蒙,他的美术老师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Constant
Huijsmans。而今,博物馆依然会为远道而来的参观者举办艺术课堂,让人们了解19世纪末荷兰的艺术初等教育是怎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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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凡·高想要什么样的艺术?很简单:文森特·凡·高希望自己的画里面,可以饱含那种充满幻想的光辉,这光辉曾经曾经来自基督教。他曾写道:耶稣是艺术家,人性,是他用来创作的媒介。文森特希望现代艺术成为福音,为世间带来光,并由狂喜的见证者传播慰藉和救赎。现代艺术的使命可与救世主相提并论,它要直接与悲苦之人(misérables)心心相通,有穷人、文盲,还有行走于工业社会中受伤的灵魂。凡夫俗子日夜劳苦,生活严苛无味,步履维艰。艺术也许能帮他们与自然交流,认识到艺术的无限可能,而且艺术也可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在过去的信仰世界中,教堂中的彩色玻璃和圣坛装饰画起到同等作用。如同那些花窗一样,这种新艺术将会闪耀出各种色彩,因为色彩象征神性的存在。纯粹的颜色正如孩子们的画,拥有纯真无邪又灿烂的张力。用猛烈的短线条、点画和圆圈涂抹这些颜色,既充满艺术技巧,又天真朴实;我们会想象自己变成这种笔触。画家提高、增强了自己的感知力,观者也将会从这些画中体悟到他强烈的情感和观察。当代绘画会成为某种友谊,成为一个视觉上的拥抱。“握手,此致”。文森特曾经这样在给弟弟提奥的信尾落款。同时,实际上,他也是这么签署自己的作品,献给我们所有人。

文森特的叔叔——另一个文森特,被称为森特(Cent)——为16岁的男孩找到一份差事,在国际艺术品经销商古皮尔(Goupil
&
Cie)公司担任学徒,他被派往海牙的分部。文森特留下的最早的信件始于1872年在古皮尔的时光。这也是他和弟弟提奥终生通信的开端。后者于1873年也进入古皮尔的布鲁塞尔分部。同年,文森特被调往伦敦分部。在伦敦期间,文森特参观了很多美术馆。在书信中,他会与提奥分享欣赏艺术作品的感受,他特别欣赏农民画家的作品,例如让-弗朗索瓦·米勒和朱尔斯·布勒东。“米勒的《晚祷》的确是一件好作品,”凡·高在1874年写给提奥的信中表示,“杰出的、像诗一样的作品。”

《日出的春日麦田》

 

1875年,文森特被调往巴黎,他变得越来越虔信,在寄给提奥的信件中大量引用圣经中的文字。尽管他对艺术兴趣盎然,但逐渐对画廊的工作感到兴味索然。1876年,他被解雇了。恢复无业状态的凡·高辗转于助教、牧师助手、书店伙计等差事,24岁的他始终没有找到未来的方向,这让他的父母感到担心不已,最终答应他去进行神学深造。但凡·高在阿姆斯特丹苦读一年并没有任何收获。尽管放弃了学业,但是文森特依然希望侍奉上帝。他离开阿姆斯特丹,到比利时的博里纳日(Borinage)矿区——全欧洲最艰苦的矿区之一——布道。

在艺术史中,这时正是视觉与纯光学现象分离的时刻。视线中发生了某些难以置信、又令人陶醉的怪异之事,发生在凡·高身处圣雷米那周,在《日出的春日麦田》中。这幅画的的确确画出了一条边界,在一种绘画和另一种绘画之间,在传统和现代主义之间。墙后升起一轮朝阳(或者是毛茛黄色的月亮正在落山)。天空是奶油色,山和小屋是蓝色。可是有一道矮墙,像是旋转刀片,从画面正中切过。它前面,表面上是点缀着罂粟的草地,实际上是坍塌的空间和景深。碧绿色如墙般升起,辅助视觉的
透视拐杖被打到一边,我们的眼睛摇摇摆摆、踉踉跄跄,头晕目眩。

▶ 第三节

“这是一个严酷的地方,乍看上去,周遭环境有一种黯淡而死寂的感觉。”1879年4月,文森特在致提奥的书信中描绘了博里纳日的情形,“多数煤炭工人因为发烧而显得苍白,看起来劳累而憔悴,饱经风霜的样子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这里的女人也显得非常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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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和当地穷人生活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财产。他充满奉献精神,被称为“矿区的基督”,但是他的虔敬和热忱并未感染当地的居民,他再次失去了工作。宗教生涯戛然而止,但艺术生涯却拉开了帷幕。文森特在写给提奥的信件中常常附上一些小画,因此,提奥建议他专注于画画。文森特意识到他可以通过绘画侍奉上帝。

《有两个人物的灌木丛》

 

骑行在凡·高的“星夜”

大约六周之后,一切变得更糟了——或者说更好了!在《有两个人物的灌木丛》中,你一定会迷失方向,一眼看上去,树干并排而列,就像是课本里的透视练习,再仔细看,画中明显没有灭点。看过令人茫然的对角线,那些小道形成多种透视上的路线,它们除了把我们带到某些已经标明的黑暗林中空地之外,哪儿也去不了。与《日出的春日麦田》一样,平时的规矩反转了,视觉的最佳集中点在前面,而不是后面的图画空间,最前面的树干已经说明这一点。但在这混乱的、幻觉般的、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场景中,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物,也许象征文森特渴望的陪伴。初看上去,他们似乎在走近我们。但他们的轮廓太模糊,很容易就会消失不见,或者更反常的是,携手走入林间的黑暗。情感的信息与透视一样,在林中迷失。

要不是凡·高被旧教会禁闭那么多年,也许他永远都无法迈进这种“新教会”的门槛,是那崇尚颜色之人的教会。原因不在于他怕控制不了,所以拒绝进入艺术的圣堂,或是不愿意进入教会的圣殿。恰恰相反,他渴望它们能够恢复令人顿悟的力量。如果其中一个令他失望,他就会带着焦躁不安的希望,一边颤抖,一边转向另外一个。

2015年春天,凡·高当年在博里纳日传道时居住的小屋(位于比利时蒙斯郊外的瓦斯梅村)已经修缮一新并且对外开放了。与此同时,蒙斯美术馆也在1月25日至5月17日举办展览“凡·高在博里纳日,一个艺术家的诞生”,这个展览呈现70件绘画、素描和书信,大部分都是从凡·高博物馆、库勒穆勒博物馆等重要的凡·高收藏机构租借而来的。

风景画所有已知的规则,在这些构图中完全解构了,但它们的构思实在太巧妙,画得实在太耀眼,一个崩溃的心灵不可能画出这样的作品。更有可能的真相恰恰相反:无论是理念还是技术层面,这些最后的画作都是如此复杂,它们需要开足马力的凡·高集中所有注意力。它们的观察点,要么是摇摇晃晃地浮在天空,要么是凡·高所谓的“sousbois”——从灌木丛看过去,不见天日,以强大的侵入力穿过自然的内部,就像在森林中一样,眼睛的组织能力完全被打败。

他自己父亲的房子,时常要么陷入对上帝的狂热,要么处于凄风苦雨之中。西奥多勒斯·凡·高牧师,他的教众是赫仑桑得(Groot-Zundert)小村里一小拨卡尔文主义新教徒,这个小村位于传统的天主教地区——荷兰北部的布拉班特(Dutch
Brabant)。牧师自己就是宗教复兴运动的信徒,强调简单直接的信仰方式。可在文森特童年早期,虽然他是七个孩子中的长子,大人们就一直要他记得:自己永远都是文森特·威廉二世,补代父母怀上他之前三个月刚刚在襁褓中死去的兄长。每个礼拜天,全家都会聚在教堂院落中,为第一个文森特的灵魂祈祷。

1880年10月,文森特正式开始为成为艺术家而努力,专心练习素描,并开始接触艺术家社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带薪的工作,提奥为此经常补贴他的生活。文森特先是居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接着回到了父母位于布拉邦特省埃顿镇的家中。当时,文森特的父亲在教堂中布道,而文森特则待在20米以外的牧师小屋练习绘画。

译注1: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1824年12月14日-1898年10月24日),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画家。

还有第三个文森特:森特叔叔,他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海因叔叔和科尔叔叔也是。)虽然森特叔叔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古皮尔公司(Goupil
&
Co,)的画廊,他还是有足够的影响力,为自己的侄子打开海牙分店的大门。所以,这位一生中只成功卖出一幅画的画家,也是唯一一位从一开始就从事艺术行业的现代大师。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很奇怪,文森特从不反对将艺术作为装饰:房屋装潢,应该从现代劳作的煎熬中摆脱出来。不过对于应该装饰成什么样子,他的标准很高:应该表现天堂般自然的一角,或是体现出花儿和田野的勃勃生机。古皮尔卖的东西却是:脸上有酒窝的裸女在阴影中嬉戏,或是河边草甸中沉甸甸的乳房;这明显不合他的要求。

父母轻视艺术家这个职业,因此和文森特产生了重重矛盾。而今的埃顿却视文森特的这段经历为宝贵财富。文森特的父亲当年传教的教堂而今被命名为“文森特·凡·高教堂”,迎接着来自全球各地旅客的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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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前,凡·高就开始瞧不上这种艺术了,他可能会称之为“陈旧过时,只堪虫蛀”。考虑到当下的状况,这个有着胡萝卜色头发的二十岁年轻小伙子,必须要称赞那些“先生、太太”们的品味,而且他做得很好,不久就得以升职前往伦敦。在伦敦的科芬园南安普顿街(Southampton
Street, Covent
Garden),古皮尔有一个经销商铺,离透纳成长的地方有一箭之遥。正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煤气灯下,真正的文森特破茧而出,不再是过去那个刻板的年轻荷兰人。这一切从他成为饥不择食的阅读者开始,从他发现莎士比亚、乔治·艾略特和狄更斯开始。人们常常以为:在现代派中,这个画家不太有思想,只喜欢在浓厚的颜料中纵情。实际上,他却有点像一个教授。写给提奥的信中,满是真知灼见,表明凡·高不是仅靠直觉的生物,而是要情不自禁、坚持不懈地思考、讨论有关诗歌、文学和世界大势。

不久后,文森特离开父母的家,来到海牙向表亲安东·莫夫(Anthon
Mauve)学画,并且和Sien
Hoornik成为了情人,后者曾是妓女,且带着一个5岁的女儿,这段关系让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震惊不已。和Sien的感情结束后,文森特去到荷兰北部德伦特省(Drente),描绘当地的沼泽和荒原,这一经历带给他平静和启发。不到三个月时间,雨水、寒冷和孤独让文森特离开德伦特,回到布拉邦特父母家中,此时的凡·高夫妇居住在另一个小镇纽南。

在《树根与树干》中,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到文森特发热的大脑:所有的树瘤、窒息的草丛,隆起的突出物,盘根错节;还有爪子一样的形状,钳状的枝节如骨骼一般,不怎么像植物(让人想起他6年前在纽恩完成的素描,画中是冬天的树,粗糙而动人)。但这幅惊人的画,是又一次实验,实验油画线条和颜色单独存在的活力,实验自然无法抑制的力量。自现代主义建立那一刻起,这幅画就已跻身最伟大的作品之列(注意的人也最少)。正如《有两个人物的灌木丛》一样,迷失在其中,正是针对风景画枯竭、疲乏的传统,同时也是在声明与其断绝关系。怪兽般的树根,仿佛生长在巨人国中,有些迷你的树形结构在为了空间和光线而拼搏,痴迷于日本禅的凡·高,是不是想要在微小空间里种出盆栽?因此整个视角是两极化的,同时具备鹰和兔子的双重感觉。画中有麦粒般的金黄和粘土般的赭褐,这些颜色在捉弄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以为看到一片田野或是一座山丘,然后却又会将其搅成一锅粥。常见的美学痕迹,不管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都被剥夺了意义。在《树根与树干》中,绘制出来的形状在敲打着我们眼睛的窗户,似乎试图砸破玻璃,冲将进来。在奥弗村的最后几周,凡·高完成的其他画作中,田野内部的东西——植物的茎梗——就像一个幕帘,占据了整个视野。这种正在无限生长的事物无始无终,要遮蔽我们。它将天堂与大地压缩到极致,要将我们活埋在即将吞噬我们的造物海洋中。

心中的火燃烧起来之后,他发现了另一种激情。他住在斯托克维尔(Stockwell),女房东有个女儿,穿着紧身胸衣,目光敏锐。望着她,凡·高恋爱了,爱得很深。尤金妮娅·罗耶(Eugenie
Loyer)已经跟别人订婚了,他也不管。他只是相信:自己的感情浓烈、真挚,一定可以打动她。现实却并非如此。拒绝击垮了凡·高,他逃离了这个住所。

1883年12月,文森特搬回家和父母同住。纽南是“农民画家”的理想居所,这里有很多农民、工人和织工。文森特不放过任何绘画的机会。1884年,文森特提议将这些作品邮寄给提奥。根据他们的计划,提奥可以在巴黎出售这些作品。但是,当时的巴黎人更欣赏富有色彩的作品,文森特色调昏暗的油画无法入他们的法眼。与此同时,文森特和父母的矛盾也始终无法调和。1885年,父亲去世后,文森特搬离了家,继续在纽南乡间进行创作,《吃土豆的人》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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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南的两年时间里,文森特用画笔描绘了当地的14处景观。而今,在纽南的文森特中心(Vincentre),参观者可以利用最新的视听技术,将整个小镇作为一个户外博物馆,循着艺术家的足迹走遍这里的每一处风景。

这些画让我们哑口无言,也许这正是凡·高的本意,他在写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这些作品把自己最后的理智都置于危险境地,而这最后一封信并未送出。但是画中强烈、逼人的构图不是凡·高精神向内崩溃内爆的症状,也并未表明他错乱到要自杀的地步,而是证明存在某种创造力,它要紧紧跟上自己惊险的重新创造的步伐。难怪在此最后阶段他时间画素描。最后这些作品虽然令人目眩神迷,凝视它们时,却很难不心酸,不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某种永别之歌,而是因为它们表现出的极端孤独:终其一生,这是凡·高最最害怕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当凡·高完成这些颠覆之作的某个时刻,他画了一小幅速写,其中有个男人孤独地坐在小船中,手放在船舵上,将要出海。从绘画的意义和功用角度考虑,无论用何种标准,凡·高都已经成为那位孤独的水手(因为几乎要再过十年,塞尚才能发现某种类似的破坏性方法,处理绘画表现的本质方式)。奥里耶是对的,凡·高真的变成了遗世独立之人(un
isolé)。这个想法让他心惊胆战。凡·高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志趣相投的朋友、温馨和谐的家庭,他要依靠他们。

尤金妮娅·罗耶

与此同时,在整个布拉邦特省,设置了5段全长335公里的自行车骑行路线,游客可以沿着凡·高的足迹,遍访当地风光,体察人民的淳朴生活。其中,在纽南至埃因霍温之间有一段路线,是灯光艺术家Daan
Roosegaarde特别根据他的名作《星夜》进行布置的。路面上铺设了大量夜光石和LED灯,在傍晚骑行的游客可以感受到别样的体验。

但是他们都在不断远离。高更以前已经毁掉了南方画室,他现在开始探讨“热带画室”了,放在遥远的地方。最糟糕的是,提奥在说要搬回荷兰去,一来他在巴黎画商圈里的位置让他很郁闷,二来他迫切需要多挣钱,好养家糊口,所以他想回到荷兰的莱顿(Leiden),母亲跟妹妹已经在那里定居了。
这样的未来令凡·高特别痛苦,虽然此前兄弟提奥、约翰娜和小文森特来过一次,大家都很高兴。当时,凡·高的亲情开始流露,只要是自己能圈起来的家畜,他坚持要秀给侄子看。也许就是在那时,提奥暗示他将要发生的事情,令他沮丧不安。七月6号,凡·高前往巴黎,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要去说服提奥,不要搬走。不过这一趟白跑了,兄弟情谊开始苦涩地变味儿,凡·高返回奥弗村时心灰意冷,害怕自己往后就会失去生活来源。有时候,他对未来可能发作的困境十分恼火;有时候,他又会怪自己成为了兄弟的负担,更何况这个兄弟自己身体也不好,他的重点现在是自己最接近的家庭。但是提奥的一个暗示让他特别惊骇:现在,凡·高已经逐步得到认可,站在成功边缘,可以想象,该是凡·高至少承担一点家庭责任的时候了。成功的前景让凡·高感到恐惧,原因就在于此。虽然没有影响到他的创作质量,但到了1890年七月,他的《雷雨云下的麦田》中的天空开始变暗,这也是原因吧。

凡·高直接投入了耶稣的怀抱,耶稣也从未远离他。在英国作家迪斯雷利【1】笔下的伦敦下层社会里,在流浪汉、醉鬼和妓女中,文森特把自己看做这些赤贫之人的传教士。他阅读埃米尔·左拉、维克多·雨果,他读了更多艾略特和狄更斯,最后是约翰·班扬【2】。凡·高将自己比作朝圣者,带着随侍,打着灯笼,走在石头铺的路上,照亮黑暗中的人。在里士满(Richmond),他的第一次传道以此开端:“我们的生命,是一次朝圣。这是古老的信仰,也是优秀的信仰。我们是大地上的陌生人,但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孤独,因为有信仰在侧。我们是朝圣者,我们的生命,是从尘世到天堂的漫长之旅。”

阳光下的疯狂


第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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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吃土豆的人》之后,文森特决意去比利时安特卫普继续学习绘画,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荷兰。不过,他在安特卫普没有待很长时间,尽管那里有充足的绘画材料、模特、画室,还有教堂、博物馆,但是那里的绘画教育对文森特来说太传统了。1886年2月,文森特来到巴黎投奔他的弟弟提奥,并且进入费尔南德·柯罗蒙(Fernand
Cormon)画室学习。

在《树根与树干》形成的视觉窒息之中,至少还能看到一片天空,给人安慰。但在《麦田群鸦》中,天空到底有多黑暗,还是个未知数。天是深深的钴蓝色,有小块黑色乌云,这可不是透纳笔下的暴风雨。乌鸦们可能是飞向我们,然而刻画它们的,是最基本的笔划,也许就像林中空地那两个方向不明的人物一样,它们也可解读为正在飞走。不过,毋容置疑的是,凡·高以风景传统为目标的创作,首次出现于《日出的春日麦田》,现在到达了终极目标。实际上,他从《树根与树干》的激进主义方式中退回一点,因为不可能从主题的角度去解读画面,我们被迫将其视为颜色和形状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以放弃描绘的方式,传递出自然的力量。一眼看去,《麦田群鸦》似乎更容易画,与我们的视觉期望也没那么多正面冲突。麦田中似乎有一条小道,产生某种距离感。但再看一眼,伴着拉乌咖啡的一杯苦艾酒下肚,透视仿佛已经消失了,它再次被反转过来。那里没有灭点,此路不通。两侧的小径也哪儿都去不了,却像图画两侧无目的拍打的双翼。绿色的点划构成的通路是什么?障碍物?还是路两边的草?想要解读这里的视觉信号,但我们所有的假定都不正确。似乎一个路标上有“向上”的箭头,原本要告诉我们往前直走,突然却变成了一个命令,要我们浮在空中。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

当时巴黎的艺术中心在蒙马特高地,身为艺术经销商的提奥同样生活于此,他将文森特介绍给莫奈等人,文森特同样在画室里结识了新一代的艺术家,亨利·德·图卢斯-劳德雷克、埃米尔·贝尔纳等人。从此,他的生活和他的艺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文森特作品中的灰暗色调让位于艳丽热烈的色彩,农民题材换成了咖啡馆、林荫大道、塞纳河风光、花卉静物,他也甚至尝试过更加商业化的主题,例如肖像。在巴黎,请一个模特相当昂贵,因此,文森特喜欢画他的朋友,还有画下自己。文森特在日本版画中寻到了不少灵感,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和提奥开始了版画收藏。

它也不是要邀请我们进入外太空,而是更像一扇帷幕;在视觉上,我们不是被吸引着往前走,而是被拉进去,然后置于稠密、扭动、绚烂的颜料之墙下面。从他在席凡宁根(Scheveningen)的沙滩上拿起画笔开始,从他在德伦特潮湿、黑暗的荒野中开始,文森特·凡·高就一直想要这种感觉,同时被自然和颜料活剥生吞的感觉。多年来,他一直努力要实现一种视觉效果,让人可以完全沉浸在自然界翻腾的活力中,他要实现一种令人悸动的感觉,让现代生活的孤独感消失不见。实际上,这十分接近托尔斯泰对生命意义了不起的发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每天的生活,既不多,也不少;就在于平凡生活点滴的不断叠加,直达最极致的喜乐。然而,对于可怜的凡·高来说,有时候,极致的喜乐与极端的痛苦无法分辨。

 

而今,巴黎的“蒙马特之旅”依然带着旅行者走访文森特的足迹,包括提奥的家、艺术家的支持者佩雷·唐古伊老爹的商店,还有文森特与艺术家朋友相聚的各个地点。


第十二节

图片 13

两年后,文森特开始对巴黎狂热的城市生活感到厌倦。他怀念乡村的宁静,同时期待着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能找到日本版画中的光影色彩。1888年2月20日,他乘坐火车抵达了罗纳河畔的小镇阿尔。这里明亮的光线和热烈的色彩让他感到分外欣喜,文森特投入积极的工作,他描绘果园中的花朵、忙碌收获的工人、阳光灿烂的海景、过往的船只。他的风格变得更加放松自如,更加具有表现力。他计划着设立一个“南方画室”,在这里,艺术家可以将自己的创作通过巴黎的提奥变现谋生。因此,文森特租下了黄色房子中的四个房间,在他的朋友中,高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搬来这里的艺术家。1888年10月,高更抵达了阿尔。两位艺术家一起工作,擦出了很多火花,与此同时,他们在艺术上的种种异见,也让他们常常陷入激烈争执。

余下的日子可不太平。最后几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以为自己已被提奥和约翰娜抛弃,想到必须要自谋生路就开始恐惧,虽然现在他的成功已得到认可,但像过去一样,他还是无法抵抗突然发作的癫痫,还有躁郁症。这一切让他在七月27日拿起了枪,而不是画笔。用散弹枪射杀自己大概太难了,如果他瞄准的是心脏,那就打偏了。文森特踉跄着走回拉乌咖啡。唉,他常常都是这么踉跄;拉乌夫人这么想。最后,她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敲敲他的门,问问情况,只有在那时,拉乌夫人才听到凡·高低低的呻吟,然后是羞怯的忏悔,说自己去外面自杀了;她这时才明白。不用担心,凡·高说,没什么大事。

约翰·班扬

高更喜欢从想象和记忆中寻找绘画元素,文森特喜欢画他眼前看到的景象。艺术理念的不同,使得二人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文森特也变得愈发焦躁。当高更扬言要离开时,文森特变得更加心烦意乱。某个晚上,他在黄色屋子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的一部分,包在报纸中,拿给附近红灯区一个妓女。次日,他被送进了阿尔的医院。

请来最近的医生——加歇医生,这位顺势疗法专家,相信“积极治疗(Positive
Healing)”
的效果,而不是赶紧把凡·高送到最近的医院,这是致命的错误。当天晚些时候,一位住在奥弗村的画家,不相信加歇轻松愉快的乐观主义,敲响了提奥和约翰娜在巴黎蒙马特的家门。当提奥赶到拉乌咖啡时,他看到哥哥正坐在床上抽烟头。提奥有一阵子也很乐观,以为伤会好转,两兄弟还轻声闲聊。但紧接着就是败血症引发的高烧,凡·高陷入无意识状态,两天后离世。30日,在炙热的7月中,一个小小的葬礼让一套小路热闹起来,这条小路蜿蜒通过田野,那是文森特·凡·高完美实现绘画革新的田野。唐吉老爹在那儿,卢西安·皮萨罗在那儿,这些朋友们知道:画家自戕的时刻,正是他的一生价值得到认可、推崇的时刻。

铺着厚厚地毯的古皮尔画廊,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巴黎,凡·高都只在那里工作过很短的时间,而且都无法满足他对耶稣的渴求。他鄙视那些三流艺术,它们是为当时爱养叶兰的中产阶级准备的。所以,为了被囚禁的、渴望光的教众,文森特开始踏上新的旅程。首先是英国东部拉姆斯盖特(Ramsgate)
斯托克牧师开办的学校,凡·高试图在那里教授法语、德语和数学。他给提奥写过一封信,信尾附有一张素描,描绘这所阴森的哥特学校。他在信中说:“我希望你能在这里,看见他们走下黑暗的楼梯,穿过狭窄的楼道,前去用餐。这里的阳光十分明亮,令人愉悦。另有一个古怪的地方,是一所地板已经腐烂的房子,里面有六个盆……只有一束昏暗的光,穿过破碎的窗,照在脸盆架上……在给你的素描上,孩子们已经滴上去油渍……请不要见怪。”

“我在阿尔的医院找到了文森特。他过去几天都显得特别激动,人们意识到他可能陷入了疯狂。他用一把刀伤害了自己,因此被送入医院。他真的发疯了吗?医生认为有可能,但不敢下此论断。”提奥在写给未婚妻乔安娜(Johanna
Bonger)的书信中提道。

提奥也相信:文森特无忧无虑的时候终于到了,但对他们二人而言都太晚了。几个月后,提奥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全面崩溃。被死亡压垮前,他努力实现文森特的愿望,在自己的巴黎公寓里举办了凡·高的作品展,并试图建立艺术家的友好联盟,这曾是自己哥哥最看重的事情。但在1891年一月12日,几乎就是文森特自杀6个月之后,提奥在乌特勒支逝世。1914年,他的遗骨迁葬于文森特旁边,就在奥弗村山头的小公墓,两人身上覆盖着同一幅不可分割的常青藤之毯。

虽然凡·高一生中永远都像是个缓刑犯,但要是没有做老师的经历,他也称不上是完全失败。当斯托克牧师将学校搬到伦敦西部的艾尔沃斯(Isleworth)后,凡·高与他同行,不过这次变成教《圣经》历史。然后凡·高有时会布道,可西部郊区(透纳曾在这里居住)自命不凡的教区居民们,他们不知道拿这个身材瘦长、毫无风度的年轻人怎么办,他的外套陈旧不堪,荷兰口音浓郁。就算为了他们的好,让他念克里斯蒂娜·罗塞蒂【3】的诗,对人对诗,都是折磨:

阿尔的阳光同样未曾忘记那一年艺术家的疯狂,今年夏天,阿尔文森特·凡·高基金会将于6月12日至9月20日举办“凡·高的素描:影响和创新”,展览将呈现艺术家亲笔描绘的40张素描作品,以及影响了他的创作的其他艺术家作品。

图片 14

那条路一直蜿蜒通上山?

麦田依旧金黄

他们躺在那里,远离教堂,与山野仅有一栋矮墙之隔;这么做是对的。凡·高的艺术浓厚而炫目,却又让我们心生质朴,似乎感到泥土就在指甲缝里,花香在我们鼻孔中徘徊,还有毛发与皮肤的质地,这都是凡·高的希望,希望他的作品能以这种方式打动我们的生活。凡·高不是高更那种神秘的唯美主义者,他做不到脱离现世。实际上恰恰相反,他的画,就是要我们用更敏锐的方式感受我们的身体,更好地感受到我们在自然循环中的位置。

没错,直到最顶端。

文森特关于艺术家的梦想昙花一现,他对于割耳事件前因后果也记忆模糊。此后,他的精神状况依旧不稳定。1889年5月,文森特主动住进了法国南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治疗。当文森特在圣雷米的状况逐渐好转,他又拿起了画笔。起初,他在围墙内的花园中绘画。后来,被允许在郊外绘画。当地工作人员甚至安排了一间空房间作为文森特的工作室。文森特的精神状况依然有反复,不过他在圣雷米时期创作成果丰硕,一年时间里大概完成了150幅作品。1890年1月,提奥和乔安娜的爱情结晶诞生,新生儿的名字是文森特·威廉·凡·高。文森特在医院创作了《开放的杏花》(Almond
Blossoms),送给这位家族新成员。

凡·高执着于生命的物质现实,这种做法为现代主义带来的影响,在我看来,有深远的正面意义。它挽救了现代艺术,让其免于一头扎进抽象自我造型的方向。即使自己以最显著的方式抛弃了事物本来的颜色和形状,凡·高还是坚持认为:从根本上,自己是与自然不可分离的现实主义画家。但正像透纳一样,如果不说是超越的话,凡·高知道:有多种方式可以理解世界的真实,而不仅仅是机械式的光学感知。事物在我们的脑海里偏离原型,不再只是眼中的形象——这样的视觉体验,凡·高认为每个人都能体会。他们只是需要有这样一个人,帮他们捕获这第二种视觉体验,用感情充沛、活到极致的生命去点亮它,让人们突然看清:无限就在当下。

那旅程是要持续一整天?

“我开始为他创作一幅绘画,准备挂在他们的新房,”在1890年2月19日致母亲的书信中,文森特这样写道,“白色杏花在巨大的枝丫间开放,背景是蓝色的天空。”

图片 15

我的朋友,从清晨到夜晚。

文森特于1890年5月离开圣雷米,北至瓦兹河畔的奥维尔小镇(Auvers-sur-Oise)。这里为文森特提供了宁静,同时它也离巴黎不远,可以随时与提奥联络。当地医生、业余画家保罗·加歇(Paul
Gachet)在这里也可以照看文森特。加歇建议文森特潜心绘画,后者醉心于描绘花园、麦田,几乎一天画一幅,他的健康似乎也有所改善。然而,在7月拜访了提奥夫妇之后,他的状态急转直下,在巴黎,他得知提奥计划辞掉艺术经销商的工作,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也意味着一定的财务风险,长期依靠提奥资助生活的文森特感受到了无法化解的悲观。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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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6

“回到这里,我觉得非常悲伤,而且不断地感觉威胁你的那场风暴同样也在压迫我……我的生命根基饱受威胁,我的脚步也跟着摇晃起来。”7月10日,他在致提奥的书信中写道,不过,仅有绘画能够拯救一切,“我又开始画画了……这些作品能把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传达给你,即我在乡间见到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艺术的力量》凡·高部分到此结束。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绝望中的这一份希望未能让他坚持下去。1890年7月27日,文森特走入麦田,用一把手枪对准了自己。他于两天后去世。文森特·凡·高被埋葬在奥维尔的墓地里,留给世人850幅绘画,将近1300件纸上作品。他的弟弟提奥于半年后去世。1914年,后者的墓地也迁到了奥维尔,两兄弟永远留在了这里。

【说明:以上中文文字内容,除引用部分外,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如果你想给坚持原创和翻译的艺术君打赏,请长按或者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两个二维码,一个是一套煎饼果子,另一个您随意。】

注1:本杰明·迪斯雷利,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英语: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年12月21日-1881年4月19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和贵族,曾两次担任首相。

作为文森特生命旅程的终点站,小镇奥维尔在2015年将举行一系列活动,通过展览、视频和装置,引导世人踏访文森特的脚步。整个活动从4月4日持续至9月20日。

图片 17

注2:约翰·班扬(英语:John
Bunyan,1628年11月28日-1688年8月31日),英国英格兰基督教作家、布道家,著作《天路历程》可说是最著名的基督教寓言文学出版物。

图片 18

注3: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英语: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1830年12月5日-1894年12月29日),英国诗人,因其长诗《精灵市场》与圣诞歌《In
the Bleak
Midwinter》而闻名。她是拉斐尔前派画家但丁·加百利·罗塞蒂(英语: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年5月12日-1882年4月10日)的妹妹。下面这几句诗在书中似有误,译文从原文,网上原文为:

图片 19

Does the road wind up-hill all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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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to the very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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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he day’s journey take the whole long day?

From morn to night, my friend.

凡·高的下一站,是荷兰多德雷赫特(Dordrecht)的一个书店,但他想要的,是一群真正永远见不到的光的人。如果要定位一个现代的工业地狱,比利时南部的博里纳日(Borinage)煤矿区再合适不过。那里有令人干咳不已,疼痛难忍的肺病,煤渣堆构成的村庄里,满是肮脏的住户。在街上,女人们把成袋的小煤球拖回家,好在炉子里烧火。于是,文森特带着已经卷角儿的《圣经》,用渴望助人的眼神,扫过那些肮脏的街道。他拼尽全力,想要为这些人们带去一丝希望,然而这儿不是新教徒社区,不需要这些,新教徒社区还能给他微薄的报酬。六个月试用期结束,当地人拒绝续签他的合同:很明显,热情有余,口才不足。不过,要想摆脱凡·高这个传播福音的人,可没那么容易。没人付钱,衣着破烂,他甚至比自己的教众还要穷,就是这种状态下,他在奎姆(Cuesmes)
矿区附近徘徊,如一个在地狱般黑暗的地平线上流浪的旅人。不过,作为文森特,他当然认为这里景色如画,而且还找到一种谋生之道:描画瘦弱憔悴的矿工们,他们在雪中艰苦劳作,不作他想。除了忍受这种生活,直到忍不下去为止,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凡·高感同身受,他也是这样过活:“我时不时能赚到一些干面包……交换我包里一张画或是素描。但十法郎花光之后,我试着在露天宿营……有一次是在废弃的马车里,第二天早上起来,车厢上满满盖了一层霜;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干草堆里。”

图片 20

尽管这些早期的素描很不成熟,都跟蜘蛛网差不多,但还是让凡·高在27岁时做出决定:他要成为艺术家。拿起画笔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非常需要得到指导。凡·高在布鲁塞尔听了一些课,还在博里纳日跟一个新教牧师讨论过艺术,最后还是打算自学。买几本讲透视的书,做一个带有辅助十字线的画框,他又回到布拉班特自己家里,再次尝试素描。这一次,他比以前好多了:弯腰背着沉重包袱的女人;在厚重而翻滚的云下善变的沼泽;向火中填着成捆儿柴火的老男人。这都是阴郁而疲累的诗,用笔和墨水写成。

图片 21

凡·高还是个新人,对画笔和颜料也没什么感觉,但他已经确信:这两样东西可以支撑自己的人生之旅;虽然他的生涯现在看起来短暂,但是相当惊人。首先,他相信:艺术永远不应只是安抚中产阶级的自我满足心理,而是要看做为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艺术家,特别是在荷兰,早已开始将工作和娱乐中的劳动者作为自己的主题。但是文森特希望自己不仅用他们创作,更要为他们创作。然而,如果作品中仅仅表现这些人的悲催生活,他们不会接受,画中还应该还原出某种孩子般的好奇,大部分成年人因为贫困已经失去的好奇。(凡·高一段时间后才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在某些地方,忏悔和服从这些令人生畏的理念,传统教会已经无力传递,而艺术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传统教会用遥远的耶路撒冷来安慰教众,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的距离感,不易马上调整;所以,艺术作为新教会,必须马上让人们看到救赎的愿景。在文森特自己,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无限,即便在博里纳日(Borinage)也是——在肮脏的脸上,在长满老茧的手上,在煤渣堆中努力要盛开的花瓣上。想要把这些画面捕捉下来的画家,不可能是个衣着华丽的唯美主义者。凡·高以自己的方式,必然也将成为普通劳动者,他的鼻子绝不会远离煤层、织布机,或是土地。

图片 22

凡高在博里纳日完成的素描《雪中矿工》

然而讽刺之处在于,人们总以为凡·高孤独至极,以为他特立独行,茕茕孑立。阿尔伯特·奥里耶(Albert
Aurier)是第一个在印刷品中称颂他的人,他的文章名为《与世隔绝者:凡·高》,开启了这个传统。这么说可能也没错,特别是后来凡·高在阿尔勒的岁月中,他所有最棒的作品的确都由自己完成,其中有些播种者或收割者之类的人物,也都是隔绝在田野中。但在所有现代主义【1】的创立者中,凡·高最难抑制、最需要“多”这个概念。他甚至会把自己的画看做小家庭,有时还是大家庭。果园、收获、船只、葵花,这些主题一再重复,有时在完成油画作品后,还会再去画素描,而不是以另一种顺序操作。在他眼中,对这些主题最理想的理解方式,就是将它们放在全方位的原生环境中,借助忧郁的表现手法,还要给人以感官上的极大愉悦。

注1:艺术中的“现代”和“现代主义”,与历史层面的“现代”和“现代主义”不同

但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凡·高自己需要有人做伴儿,结束自己混乱、异化的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不仅仅属于自己,世上男男女女都是如此,他们也会尽力改变,调整自己。传道时,凡·高会讲:我们都是陌生人,走在从尘世到天堂的漫长路途上;这段旅程步履艰难,但只要默念“我们的天父与我们同在”,知道他是我们的朋友、向导和救援,自己的孤独也就更容易忍耐。情绪低落时,你会感到上帝仁慈而真诚的握手——这正是凡·高自己愿意付出的,给予他喜欢的每个人。他也几乎喜欢所有人。他想付出友谊,也想收到回应,特别是收到他倾肠倒腹、吐露心声的信件的人们:提奥,还有艺术家朋友,比如安东·拉帕德(Anton
Rappard)、埃米尔·博纳尔(Emile
Bernard)。给后者的信中,凡·高提到自己的一个梦想——画家互助会,一半是工作室,一半是大家庭。后来在阿尔勒,凡·高和保罗·高更的社会与艺术实验中,凡·高冒险去做的就是这个事情。这也是他一直渴望与一系列女人完成的事情,他不顾一切地希望与她们共建爱巢。

图片 23

荷兰画家安东·拉帕德

图片 24

法国画家埃米尔·博纳尔

凡·高与斯托克维尔的尤金妮娅·罗耶没能成。结束矿区之旅和布鲁塞尔艺术学校的短暂尝试之后,凡·高回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刚刚孀居的表妹凯·沃斯(Kee
Vos)
身上,他以为自己看到了灵魂伴侣。凡·高跟以往一样,他追求的时机和方式还是不管不顾。他总是垂头丧气,尾随着凯,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总是去打扰凯,让她身心俱疲。凯的回应丝毫不奇怪:“绝不”。你大概会以为这个消息足够直截了当,但这是凡·高啊。他眼中的“绝不”,只是要测试自己炽热的感情。凡·高安慰自己:爱人逃离自己的求爱,是因为被人严加看管,无法表达自己真实情感。就算被扔出屋子,他还回来继续。有一次,凡·高把手腕放在点燃的蜡烛上面,然后声称:他想看到凯,他的手能忍耐火烤多久,他就想看多久。

图片 25

凯·沃斯

极端的求爱失败了。他被禁止接近阿姆斯特丹的房子。1881年初,凡·高搬到了海牙,呆了几周。庇护他的,是另一个有耐心的亲戚,也是十分著名和成功的画家——安东·莫夫(Anton
Mauve)。然而凡·高一如既往,渴望爱情;当他以为某个父亲般的人物(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在限制自己的激情时,凡·高气愤不已。这样的话,要解决问题,只能自己建立家庭。特别是从他给提奥(这时为他支付房租和画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欲求爱,而且不仅是精神之爱。凡·高对舒适的渴求中,有某种甜蜜而深刻的荷兰精神:灶台、有大肚子的炉子、性,还有缝补袜子。多年之后,与高更同住那间小黄屋时,凡·高沉迷于其室内装饰,他是典型的荷兰式一家之主,一直都是。他要把枕头拍打丰满,希望营造舒适而和谐的深情厚谊(gezelligheid)。但对他而言,真正的深情厚谊可不是家长里短,而是来自于救赎。

图片 26

荷兰画家安东·莫夫

图片 27

这是安东·莫夫接待凡·高时期作的画《海滩渔船》

 

图片 28

《戴着白色包头巾的西嫣》

如果他能想出某种办法,结合情爱的渴望与自己其他的激情,比如拯救现代世界的痛苦,那么这样的家庭即使简单,也能充满善良和幸福。莫夫营造出的中产阶级氛围,让凡·高产生了类似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他从那里逃离,直接走到悲惨世界之中。文森特过去读了很多埃米尔·左拉,心中因此形成一个信念:与他一样,那些悲苦之人同样为爱做好了准备。克拉辛娜·霍尔尼克·西嫣(Claesina
Hoornik)是个衣着邋遢的妓女,5岁的女儿体弱多病,她有身孕,还患上了严重的扁桃腺炎。凡·高把她看做完美的候选人,可以在她身上发挥自己天真的乐观主义。文森特认为,“西嫣(Sien)”是可以构成完美的家庭生活,因为生活待她太过残酷,完全并非强健的家庭主妇。这一次,有人需要别人,这个别人就是他—凡·高。西嫣将会是他亲密关系的实验对象。她会为凡·高做模特,凡·高要回报以好丈夫、好父亲。他来不及等待提奥前来参观爱巢:“我亲爱的提奥……你要来,我很高兴。我很想知道你对西嫣会有什么印象。她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不过对我来说,这类人有某种令人崇敬的感觉。虽然生活有黑暗一面,但只要能爱上一个普通女人,与她亲近,他就是幸福的……”

图片 29

《悲伤》

而且必须要看到,在自己的钢笔和画笔下,凡·高的的确确将西嫣变为感情高贵的肖像。原因恰恰在于:即使是最没有前途的写生模特,与她也毫无相似之处;而不是因为凡·高能够无视这一点。在《悲伤》这幅画中,凡·高呼应着偶像伦勃朗的蚀刻版画,直视西嫣沧桑的身体,下垂的乳房悬在如柴的骨架上,脸很消瘦,头发细长柔软;让人联想起精神和躯体两方面的图像。另一幅画中的西嫣,抽着烟,两腿并在胸前,身上的长袍掩饰了自己的身孕,让人联想到这是反圣母的作品:这次受孕可谈不上什么纯净无瑕。难怪凡·高会引用法国历史学家和散文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当你爱上一个女人,她就永远不会老;真是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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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的西嫣》

但是,想在难以想象的、最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理想的家庭,面临很多问题。孩子生下来了,可是西嫣刚出院,凡·高又进去了,为了治疗来势凶猛的淋病,这也许感染自他爱的对象。不过,在文森特逃离艺术交易行业后,提奥成功入行,还每月寄来家用,凡·高藉此最终可以从素描转向油画。惊人之处在于,凡·高到30多岁时,从未用过油画笔。起初,凡·高从未画过温柔的、可以卖钱的水彩画,高筑的债台无法偿还,只能求助他的兄弟。他开始画油画:厚重、浑浊、淤脏的笔触下,是有关施肥者和挖煤人的习作;此后,他对荷兰早期绘画大师作品的激情,让自己开始用浓稠的颜料描画荷兰席凡宁根(Scheveningen)的海滩场景,画中有鲱鱼和短途旅客。这些主题平易近人,却使用了蘸满颜料的画笔,毫不流行的笔触,当然没有人会接近它们。

图片 31

《海滩小屋》

但在那时,凡·高可一点都不低调,而且他从不低调。跟前妓女西嫣玩过家家,当孩子的父亲,还不满足于自己对家庭的渴求。他告诉提奥,他要娶西嫣。“你可以给我钱,但是不能给我妻子和孩子。”不出意料,布拉班特当牧师的父亲可不认为这是好主意,令人尊敬的画家表姐夫莫夫也不这么看。不久,西嫣就对烟和杜松子酒上瘾,并且跟其他人一样,开始不屈从于文森特令人窒息的关注,然后消失在点着煤气灯的潮湿街道中,这也是当初凡·高发现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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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衣服的西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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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前的女孩》,画中为西嫣的女儿

注1: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Michelet,1798—1874)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中成绩卓越,被学术界誉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还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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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1883年9月,凡·高是什么状态?他已经30岁了,但恰如他自己所写:皱纹和额头上的沟痕(他太喜欢微笑,太容易发怒),让他看起来大了10岁。他已经感到时光匮乏,不足以完成“全心全意充满爱”的东西。他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工作跳到另一个工作:艺术交易、教师、牧师,又回到艺术。而凡·高想要的,是掌握上述一切:可以教化人心、讲经传道的艺术,但不能看上去太过唠叨、太像说教。虽然遇到一系列女人方面的灾难,凡·高仍然想成立家庭,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凡·高前往荷兰东北角的德伦特(Drenthe),恳求朋友安东·拉帕德和提奥和他一起去。在那里,他把自己传宗接代的焦虑落在了画布上:在低矮潮湿的天空下,荒无人烟的小屋显现出黑暗的轮廓。实际上,它们是十分有力、十分紧张的微型戏剧,压缩在小小的画框里。可是没人买这些画,也没人来北部。于是凡·高回到了纽南(Nuenen)
的家,父亲把家搬到了这里。他几乎没有安定下来,因为在特奥多勒斯和自己任性、邋遢的兄长之间,总会发生痛苦的大声争吵。“我觉得父亲和母亲看我总是太直接,我可不是说明智。在把我接纳到房子里这件事上,他们退缩了,像是不愿意把一只有着潮湿的爪子的野狗领进屋子……他会挡所有人的道儿,他的吠叫声音太大。简而言之,他是个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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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许部分是因为这种张力的作用,凡·高开始描画织布机旁边的纺织工人,还有那些特别的素描:冬日里赤裸裸的树,以及天空下它们曲折蜿蜒的树枝。终于,1885年,终于出现了:凡·高绘画生涯中第一幅无可争议的杰作,而这生涯只有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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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土豆的人》

 

到此时为止,凡高有关艺术的所思所感,全都集中在
《吃土豆的人》。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在这幅画上,用一冬天来绘制素描,研习粗糙的手和疙疙瘩瘩的下巴。朋友们注意到,他非常注意最丑陋的模特,“强调土里土气的蒜头鼻、突出的颚骨和耳朵”。然而,这些人体素材虽然是古典主义画家的噩梦,凡高将它们变得实实在在地不朽。当他从素描转向油画,跟之前描绘乡间小屋一样,他依旧使用同样黑暗的色调,笔触厚重。不过,在《吃土豆的人》中,这种粗粝不仅限于绘画层面,更上升到思想层面,要表达某些东西。这种东西攻击华而不实、虚有其表的乡村野趣,攻击以赭色和深褐色为主的风景绘画,他曾在古皮尔画廊的存货中、在荷兰人客厅的墙上见过类似作品。那些“褐土色”是彬彬有礼的艺术材料,他的褐色完全不同:是源自淤泥、垃圾、土壤的色调,从未放松、纾解,是构成这些人本身的材料。他解释说:尚未冲洗、满是灰尘的土豆也是这种灰棕色。这些人就是他们自己吃的东西。

这幅画不像是画出来的,而是涂抹和翻动出来的,上面糊着厚厚的、黏糊糊的泥土,来自布拉班特的田野。“我试着表达这样的想法:灯光下,这些吃土豆的人们,他们用来挖土的手,同样是用来伸到盘子里的手……靠体力劳动,靠诚心实意挣下的一餐饭。”凡高下笔稚拙,尽最大努力,想要像个乡下佬一样作画,那辛苦的、雕塑般的笔触就等于是体力劳动。突然,描绘17世纪农民场景的19世纪画作都变得有如无病呻吟,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的贫民窟一日游。画中这些人,才是在优雅地用餐;他们的土豆晚宴,是劳苦大众们的圣餐,举起的咖啡杯,盛着与土豆一起的圣水。

凡高知道,自己画出了一幅毫无保留、充满张力的作品。带着紧张和激动,他将《吃土豆的人》送至身处巴黎的提奥,详细说明应该如何悬挂:背景应该是金色或黄铜色。然而凡高的热情却没有燃起兄弟的火花,后者只是又看见一幅黑黢黢的画,在巴黎是卖不出去的,那里一切都是如此……明亮!凡高一心要做自己劳动的艺术,对此种评论不屑一顾。《凡高与高更》的作者黛博拉·西尔弗曼发现:凡高最重要的财物中,有一个盒子,装满了纱线;纽南的纺织工太令凡高入迷,他以为自己也许能用互不相连的颜色之线,编织出粗拙的画作。画中粗短的笔锋,实际上很像是未经裁剪的线头,戳过一块针织坯布的背面,而这也成为凡高后来签名的方法。这就像是凡高寻求手工艺效果的阶段,虽然他正在渴求表现无甚技术含量的普罗大众。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医生看了看他的手,以为他一定是钢铁工人,这种猜测让凡高欣喜若狂。他全心全意去刻画平凡至极的事物:烟斗、帽子、桌子。

然而,1885年发生一系列家庭剧变,将凡高逼到困境,而类似情况总是如此。三月,父亲特奥多勒斯去世。想起过去所有的争吵,凡高心中内疚感泛滥,他画了一本打开的圣经,作为纪念的悼词。可是,父亲在教堂的接任者根本不想让他在家里或是村中出现。他的姐姐安娜觉得:要是凡高来家里,母亲会感到十分难受。文森特又再次惹出丑闻,他与39岁的邻居玛戈特·贝格曼发生婚外情。这一次,凡高的激情得到了报应。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凡高听从家里的孝道之说,断绝了关系。而玛戈特服毒,试图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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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特·贝格曼

面对情感上的死胡同,文森特画了一只在抽烟的骷髅头,然后一如既往——爬山涉水,去往他乡。这一次是安特卫普,他找了一个便宜的房间,从提奥那里得到更多钱,用来上不必要的艺术课程。不过,在这个比利时的港口城市,凡高发现了两件改变他生命的东西:鲁本斯和日本版画,全都满溢着色彩。荷兰的雾到了巴黎,变成了印象派画家眼中的王子,这样的故事为人熟知,虽然不是完全错误,但基本上靠不住。凡高早已开始想要放松自己的风格和作画方式,鲁本斯的华丽绚烂加速了这个过程。不过,他还是告诉提奥,自己依旧无法“听到颜色”。慢慢地,凡高意识到:自己终究还是要到巴黎去,才能听得更准确。可是他真心想要的,还是跟提奥住在一起,形成两个人的艺术公社,卖画的和画画的,商人和工人,一起和谐地共同生活。凡高觉得:自己的兄弟已经变得过于疏远了。要是在巴黎,他就能让弟弟摆脱“冷漠的体面”,从而不再对自己的作品无动于衷,对一切真正重要的事情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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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中文文字内容,除引用部分外,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想给坚持原创和翻译的艺术君打赏,请长按或者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两个二维码,一个是一套煎饼果子,另一个您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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